配资炒股推荐几个网站我并非真的渴望奢华享受

人物：曾志

1939年12月，我终于抵达了我梦寐以求的圣地——延安。

站在雄伟的宝塔山之巅，远眺错落有致的窑洞群，我内心澎湃，难以用言语表达。此次与我洽谈的是中央组织部的科员刘立青，他当时身兼中组部干事、中央警卫科科长等多重职务。在我离开竹沟之际，中原局已向中央组织部发出电报，告知我的学习意向。于是，刘立青便直接询问我：“你是否有意向前往马列学院深造？”我坚定地回答：“当然。”随后，他指示我撰写一份个人自传，并安排我在中组部招待所暂时居住。

位于杨家岭周边的窑洞群中，招待所早已迎来了十几位同仁。

窑洞，即是指在黄土坡上开凿而成的洞穴，每个洞穴的长度约为十米，宽度在四米左右。其土质坚实而干燥，兼具冬暖夏凉的特性。洞内，一半空间被土炕占据，炕下设有烟道，冬日里于炕下生火，使得炕上及整个洞穴都洋溢着暖意，每张炕至少可容纳四人安睡。而窑洞的出入口则分为上下两部分，上方为窗户，下方为门。靠近门的位置，光线依旧充足，适宜读书、写字或从事针线活儿。

曾志

安顿妥当之后，我的首要之举，便是依偎在炕边，向毛主席挥笔致信。信中大意是：自1932年漳州的别离，我便时常怀念，期盼着能够重逢；自1936年起，我便心生向往，渴望重返延安，重返您的身边。如今，这个愿望终于成真，我已踏足此地，热切期待着您的亲切接见！

此信由刘立青代转。

信件转递仅两日，毛主席便迅速予以回复，字迹亲笔：“曾志同志，欣悉您的来函，倍感欣慰。敬请明日莅临我的住所，我将指派中组部人员陪同您前来，届时我们再进行深入的交谈。”

早餐过后，中组部的刘立青同志派遣了一位警卫战士陪同我前往杨家岭，那里是毛主席的居所。警卫战士指示我进入叶子龙同志的窑洞稍作等候，随后便匆匆去通报毛主席了。

不久之后，毛主席步履匆匆而来，他喜悦地紧紧握住我的手：“你来啦，真是太好了！”话音刚落，便热情地将我引入了他的窑洞。

主席的居所——窑洞宽敞明亮，其前半部分以石块砌成。室内陈设简洁，摆放着一张小书桌、几把木椅凳，以及一个充盈着各类书籍的书架。此外，还设有用于进餐的矮式方桌。

总书记表示：“近年以来，凡有上海的朋友到延安，我都特地询问你的近况。记得潘汉年来访时，我也曾向他提及你与蔡协民，然而他亦未得知你们的消息。今日得见你，我感到格外高兴！这段时间你们都去了哪里？蔡协民怎么样了？你们是否仍保持联系？”

主席的深情关怀，激起了我内心深处的酸甜苦辣交织的情感。八年来，在白区的工作环境是何等的艰难险阻！四次无故蒙受冤屈，一度失去党的联系，而重新找回党组织的旅程又是如此坎坷而漫长；蔡协民同志的英勇牺牲，显得格外悲壮凄凉，与陶铸同志的悲欢离合，又让人经历了极大的起伏跌宕。这八年，真是情感纷繁复杂，难以言表。面对如同兄长般的领袖，我将多年来积累的郁闷与委屈全部倾诉而出。最后，我又向主席坦诚：“这次我来到延安，是为了进入马列学院深造。由于长期在白区工作，我一直缺乏系统学习的机会。”

主席耐心地倾听我述说完毕，随后轻点头部，温和地说道：“很好，你已具备实际工作经验，若能再深入钻研马列主义理论，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并细致总结经验，方能实现真正的提升——通过实践、理论、经验总结，进而升华至理论层面。因此，这样的学习方式尤为关键。”

显而易见，我需投入更多时间来充实自己，因此我提出：“主席，我计划在马列学院深造一年。”然而，毛主席却指出：“理论学习一年尚显不足，最好是三年，至少也要两年。研究马列主义，必须透彻理解，学会灵活运用，广泛阅读经典著作，更要潜心精读。”主席接着说：“我书架上收藏了众多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你随时可以来借阅。”

在享用晚餐之际，主席提议：“从今往后，你每个星期日都来我这里共进晚餐。”我未经深思便回应道：“太好了，正想尝尝美味佳肴！”主席闻言，稍作迟疑，旋即露出了笑容：“哦，享受美食，享受美食。”

我此言一出，立刻深感懊悔。主席与诸位将士同舟共济，共度艰难困苦，他们的军装虽破旧，却依旧坚守岗位，餐食亦是粗茶淡饭。我如此言辞，实属不妥。事实上，我并非真的渴望奢华享受，只是每当站在主席面前，便不由自主地变成了顽皮的孩子，无法抑制心中的顽劣。

菜肴陆续呈现在眼前，是大米、小米与土豆的混合三合饭，配以一碗清炒白菜，另一碗则是略显干瘪的豆芽，豆芽上附着不少干壳，显得颇为陈旧。唯独在那一碗炖土豆中，点缀着几片薄薄的肉片。经过我后续的观察，我发现主席的饮食条件相较于王明等人，确实显得颇为简陋。

吃饭时，主席才将江青唤过来。

关于主席与江青结婚的事，我在上海时就听说了。我当时十分疑惑，江青与贺子珍是两路人，而子珍才真正是我们自己的人啊！不理解！怎么能理解？！所以谈话时我不愿听到江青的名字，更不好去问贺子珍的情况。

江青走了过来。

在上海期间，我曾瞥见她的戏剧宣传海报，其尺寸之大，几乎占据了一面墙的宽度。海报上的江青显得颇为娇媚，然而此刻，我竟难以辨识出她的美，或许是因为烛光太过昏暗的缘故。她身材高挑，身着一件宽大的灰棉衣，显得略显苍老，但胸前垂挂的两条长发辫却带有几分少女的俏丽。尤其是她那双眼睛，依然明亮而有神。不知何故，她整个人散发出一种软糯、慵懒的气质，话不多，对我既不热情，也不冷漠，仅保持着一种礼貌的客气。

“那我就每个星期天都来和您共餐！”主席的笑容顿时凝固，显得有些尴尬。我意识到自己言语失当，后悔不已。

说起来也真是，在这主席的住所，不过是些粗茶淡饭，哪里能提及什么盛大的聚餐呢！即便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主席依旧保持着简朴的生活方式，他卧的是由木板搭建的床铺，枕的是用荞麦壳填充的枕头。在着装方面，主席也并不讲究，唯有在接见外宾时，才会换上皮鞋，平日里则穿着布鞋和旧衣。

某日我拜访了他，已是六月盛夏，主席却依然穿着一条破洞满布的旧毛裤。我好奇地询问：“如此炎热的天气，还穿着毛裤，难道腿部不适？”他回答：“并无不适，只是身材魁梧，难以找到合适的线裤。”

江青能给你做吗？

她不关心我的生活。

“我在广州针织厂帮你定两套。”

“好啊，那就拜托你了。稿费方面，我来承担全部费用。”

我特意为主席定制了两套线衣线裤。在家中，主席偏爱身着毛巾材质的睡衣。那件睡衣陪伴了他多年，早已显得陈旧而单薄，上面更是补缀了数处痕迹。

江青在生活上很忽视主席，但主席对江青却是关怀备至。江青患子宫原位癌，在苏联做了放射治疗，主席念她有病，处处照顾她让着她。在广州，主席总是将自己的一号楼让给江青住，而自己到较小较差的三号楼去住，还将自己身边最喜爱的四个警卫人员派去照顾江青。他还特意交代陶铸要关心照料江青，他说：“在生活上江青同我合不来，但是在政治上还是对我有帮助的。她政治上很敏锐。”所以江青虽然只是个秘书职务，但无论到哪里，看文件都必须按政治局委员待遇。

1959年广州

“江青与我共事多年，尚无一块称心如意的表，她有此请求，你便外出为她挑选一块，费用则由我来承担。”于是，我托人前往香港，选购了一款金壳劳力士坤表，并将其赠予江青。

在踏入列学院之前，我于中央医院接受了一次妇科手术，手术中我切除了一个鸡蛋大小的肿瘤，同时亦处理了痔疮问题。术后，两处伤口的疼痛以及腰部的不适让我痛苦不堪，痛楚让我几乎难以忍受，只能咬紧牙关默默承受。

在出院之际，医生耗时一个多小时，为我那已经严重化脓的断牙牙根进行了拔除手术。这无疑是对我多年来因时局动荡而频发不适的身体进行了一次初步的“全面检查”。这样的“全面检查”不仅依赖于医院的设施，还依赖于充足的时光与财力，更依赖于平和宁静的心态。过去，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遥不可及的。然而，唯有重返自己的“家”——延安——这样的条件才得以实现。

十六岁，我自农民运动讲习所毕业，历经十数载，今日再度踏入校园。时光荏苒，久违的读书生涯让我倍感不适。静不下心，动弹不得，坐下来读书显得尤为艰难。翻开书本，未及数页，不是困意袭来，便是心神不宁，思绪飞扬。此等学习之苦，甚于沙场征战。然而，我并未因此气馁，反而加倍努力。书读一遍，留下些许印象；读至两遍，略窥门径；反复研读，深思熟虑，摘录要点，笔录心得，渐渐体会深刻，收获颇丰。直至三个月后，情形方有所改善。读书之趣渐浓，心境渐静，不再昏昏欲睡。

马列学院的绝大部分同学以及学院的工作人员，均居住在山上的窑洞之中。而我在后来搬迁至山下，住进了平房。我们的这个小房间内，共居住了四个人：朱琏——延安医科大学的代理校长，郭明秋——蔡畅的秘书，王季青——王震的夫人，以及我。平房内，有一间宽敞的房间用作上大课，尽管称之为课堂，实则仅有一座小讲台和一块小黑板，并无桌椅配备，大家需自备坐具，于膝头之上记录笔记。于是，有的用一段木头，有的用一块木板，有的则用砖头，更有甚者直接席地而坐，讲究一些的会携带一个小凳子。这便是我们时而用作礼堂、时而用作教室的地方。

先前，我在他处常听闻延安生活艰辛。然而，当我踏入马列学院，亲身感受之后，却发现延安的生活条件相较于我们在上海的时光，实则要好上许多。

日复一日，陪伴我们上海的，唯有酸菜与泡饭的开水。这样的日子，常常让人食不果腹。尽管延安的小米粒粒饱满，口感欠佳，且容易刺激喉咙，但它足以让人饱腹。这一点至关重要。道理显而易见：饱暖才是人生的首要之需。延安的菜肴虽简朴，不外乎是白菜与土豆，但从未间断，而且分量十足。当然，相较于井冈山时期，那时的生活条件更是无法与之相比，连南瓜都成了难得的佳肴。

在延安，居民们种植蔬菜的情况并不多见，种植技巧也相对生疏。然而，诸如萝卜、白菜、土豆、红枣等日常蔬菜，却能够轻易购得。即便是猪肉、鸡蛋等肉类产品，也并不匮乏，价格更是亲民，猪肉的价格仅为一斤两角。延安人有一个独特的饮食习惯，那就是不食用猪的内脏，因此猪肝、猪心、猪肺、猪肠、猪肚等部位的价格尤为低廉。

起初，每逢周日，我便会前往彭儒、陈正人（老红军井冈山战友）的家中，一同享用猪肉囊子。我们以装饼干的铁盒或搪瓷盆充当砂锅，每次煮上三四斤，大家饱餐一顿。随着陶铸的到来，家中便时常炖煮猪肉红枣，邀请同志们共聚一堂，享受美食。有时，我们还会一起去集市上品尝那道美味的“三不沾”。

随后，主席提出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经济封锁，延安的军民共同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大生产运动。我们开垦荒地，种植蔬菜、豆类、瓜果，以及粮食作物，自己养猪，自磨豆腐，使得集体食堂的伙食更加丰盛。尤其是从1942年开始，我在延安党校一部几乎每餐都能享用到肉食，馒头、包子、水饺也成了家常便饭，小米经过精加工后，壳子几乎不再可见。此外，我们还进行纺线、编织毛衣、缝制衣物，真正实现了自给自足。这使得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基础更加稳固。

在大生产运动期间，我们已开始实施一些“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无论是纺线、缝纫还是编织毛线，均会给予一定的手工酬劳；在地里劳作，一旦完成上级下达的任务，剩余的产品便可供个人保留或赠与他人，亦或是上市交易。因此，那些劳动力强和手艺高超的个体，往往手中的钱也更为丰厚。

总体而言，在延安，不仅安全感得以保障，精神与物质生活亦颇为丰盈。作为一名来自国统区的地下工作者，我在延安的亲身经历或许独具特色。

曾志与陶铸

1940年5月初，陶铸亦从鄂中辗转至重庆，最终抵达延安，与我们共同搭建起了一个温馨的小家。不久后，我便怀上了孩子，分娩后诞下了我们的儿子，取名陶斯亮。在此期间，我不得不暂时放下马列学院的学业。

昔日，我与主席同住于相邻的上下窑洞之中，相隔不远。我时常怀抱女儿前往他的住处，与他畅谈家常，回忆往昔种种。

主席偶尔也会提及家乡的风味佳肴，诸如湖南的臭豆腐、腊鱼腊肉等。提及辣椒，更是滔滔不绝。他言道：“辣椒真是好东西，食用辣椒诸多益处，不仅能开胃，还能助消化。延安这里没有辣椒，整天只是土豆白菜，实在是寡淡无味！”他还打算给我20元，让我在给家中写信时，请母亲为我捎来一些腊肉腊鱼。当然，这不过是随口一提，实则只是他乡愁情绪的偶尔流露。

他时常提及陶铸，对其才干予以高度评价，称赞陶铸所著的《论精兵简政》一文文笔出色，独具匠心，他人难以望其项背。

贺子珍和毛泽东

我时常怀念子珍，却又不敢轻易提起她的名字。未曾想，某日，主席竟主动提起她的往事。主席感慨地说：“我与贺子珍之间仍存有深厚的感情，毕竟我们曾是十年的伴侣。”

稍作沉默后，主席再次开口：“然而，我对她的思念却始终未曾消减。她历经长征的艰辛，与我共度十年时光，生育了十个子女，常常是年初产子，年底再生。我尤为怀念的是在中央苏区诞生的毛毛。当部队启程之际，孩子站在路边目送我们离去，那时的毛毛年仅四岁。未曾想，这一别竟成永诀。”

“那时的我，心中只有一个念头——读书！坚持真理，坚守原则，我无所畏惧——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不怕被开除党籍，不怕遭受处分，甚至不怕与妻子离异，一切我皆不计较，唯有专心致志地研读学问！”

主席所言皆发自肺腑。

关于毛与贺的离别，公众普遍将指责指向毛，即便是我自己，也曾认为主席显得过于绝情。然而，在那日听闻他一番真挚肺腑的倾诉后，我才深刻体会到，他亦有着难以言说的苦衷。

嗣后，于1959年庐山之会，我因急性肾盂肾炎发作，正处于家中静养之际，遂与陶铸同行登山。彼时，无人预知，此次会议最终竟演变为那般局面。

于山巅之上，忽闻广东省副省长冯白驹同志不幸罹患急性心肌梗死，正在南昌紧急救治。陶铸同志遂速下山，搭乘飞机赶往南昌探视，而我亦随行前往，专程拜访了贺子珍同志。

1946年，我有幸在贺子珍从苏联返回东北之际拜访了她。随後，她计划南行前往北京，却于山海关遭遇阻拦，被迫改变路线前往上海。1954年，我虽曾到访上海，却与她失之交臂。转眼十年时光已逝，她如今的生活境况究竟如何？

子珍，江西籍人士，深受当地领导们的关爱，因此她频繁往返于南昌小住。她的居所是一栋带小院落的老式洋房。每当有客人来访，子珍便会亲自到门口迎接，她迅速认出了我，问道：“你是曾志同志吗？”她既礼貌又热情地邀请我进入客厅。端详着子珍，我不禁感叹，这位不到五十岁的女性，却显得如同老妇一般。她拥有一头花白的短发，瘦弱的身躯，身穿一件褪色的短绸褂，下着一条黑色半截裤，赤脚穿着布鞋，手中拿着一把蒲扇。那年的南昌酷热难耐，宾馆里用大盆冰块降温，而她只能依靠凉水泼地来度过酷暑，客厅因此显得潮湿，她的双脚仿佛浸泡在水中。我不禁感慨万千，与她与江青的生活境遇形成了鲜明对比。

当我造访，她的喜悦溢于言表，滔滔不绝地与我分享着她的家常琐事。她的言辞条理清晰，思维敏捷，每当提及毛泽东，她总是恭敬地以“毛主席”称呼，这与外界关于她精神状况的传言大相径庭。

我怀着难舍之情与子珍挥手道别。重返山巅后，我即刻去见了毛泽东，向他禀报了拜访子珍的消息。

“她怎么样？”主席关心地询问。

“她看上去精神状况良好，言谈举止和常人无异，记忆力亦十分出色，对于往事的记忆清晰可辨。”

听了我的话，毛泽东沉思片刻，然后极真挚地说：“我想见见她，毕竟是十年的夫妻嘛！你跟汪东兴同志讲一下，乘江青还没上山之前，将贺子珍接来。”我将毛泽东所嘱之事告诉了汪东兴。陶铸说：“这件事若是让江青知道了，那还了得呀！”所以后来这件事怎样进行的我就再没有介入了。近来才知晓，是朱旦华[毛泽民之妻]和水静[杨尚奎夫人]同志陪子珍上山见毛泽东的。

我问主席，久别重逢感想如何。

主席轻叹一声，摇头感慨：“实在令人沮丧！显然她的精神状态依然不稳定。我服用安眠药时，她竟一把夺走，声称里面含有毒物。唉！”自那以后，主席便再也没有与贺子珍相见。

1965年，我赴上海求医，期间多次探望子珍，她也数次来到我的住所。她向我倾诉了许多往昔的故事和心底的言语。其中，最令我难忘的是她坦诚地表示，主席对待彭的方式并不恰当。这表明子珍的思维是清醒的，她拥有独立的见解，政治素养颇高。由此可见，她并不像是患有精神病的人。

自1976年始，子珍曾来北京短暂居留，那日我特意前往机场，迎接她的到来；待她返回上海，我亦再次前往，为她送行。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与子珍始终是携手共进的战友，我对她充满同情，更对她怀有无比的尊敬！

延安整风“抢救运动”

在延安整风运动的进程中，中央当局明确指示要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严谨的组织审查。然而，在审查过程中，却不幸发生了“抢救运动”的偏差。我仍记得，那是整风进入尾声之际，一股“抢救失足者”的暗流突然从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那里涌出。

一九四二年新春伊始，党校刚刚成立并揭开了序幕，我也被分配至党校一部进修。一日夜晚，校园内搭建起了一个讲台，几盏汽灯映照其上，我们齐聚一堂，聆听了一场由“失足青年”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控诉。其中一位名叫张的青年，年纪约莫二十岁，站在台上，生动地描述了他如何被国民党利用，加入了特务组织，以及他如何受命潜至延安，混入革命队伍中。他的讲述详实而生动。另一位名叫徐的女青年，年纪略小于二十岁，她也声称自己曾是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员，目的在于革命队伍内部进行破坏。她讲述之际，泪流满面，声嘶力竭地呼喊，誓言要挖掉国民党特务的眼睛，剥去他们的皮，抽走他们的筋，饮尽他们的血。目睹台上报告者那声泪俱下、痛心疾首的模样，我们无不情绪高涨，深信不疑。

未来，此类会议将每隔数日便需召开一次。随后，我们以党小组为单位，每位学员需汇报个人的经历。接着，全体小组成员将共同对汇报人的报告进行深入剖析，挖掘其中的疑点，并在小组会议上向汇报人提出质疑。这一过程需反复进行多次，方能得出结论。即便经历相对简单的学员，也需要至少半个月的时间才能通过考验；而对于经历较为复杂的学员，所需时间至少为一个半月。至于那些确有问题的情况，可能需要半年甚至一年的时间才能最终得到解决。

不久之后，轮到我向小组汇报个人经历。我的经历颇为丰富，既有在工农红军、苏维埃、游击队以及根据地等公开场合的工作经验，又有在白区和国统区长期从事党的隐蔽工作的历史。因此，小组自然而然地将我列为审查的重点对象。

我深知：由于我在地下工作的年限颇长，所面临的局势复杂多变，频繁与来自社会各界的同仁互动，甚至不可避免地要与国民党及其相关人员，包括特务有所接触。因此，对我的这段历史进行严格的审查是至关重要的，我理应摒弃任何抵触情绪。

我郑重提醒自己：首先，无论身处何种境遇，都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即便遭受逼供，亦应坚守真理，哪怕面临生死威胁，亦绝不容许一句谎言出口。其次，保持冷静的心态至关重要，决不可与同志们产生对立；对他人过激或失控的行为，应持以宽容和理解，并做好承受委屈与身体痛苦的准备。最后，坚信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会错怪任何一个无辜之人，亦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坏人，最终的真相终将大白于天下。

追溯至祖辈、父辈以及我幼年的家庭生活，直至在延安之前，我在荆州当阳远安的任职经历，我逐一详述，力求具体而细致，这一过程耗费了大约五六天的时间，方才得以完整报告。

起初，小组的同志们仅是静心聆听，偶尔会提出一两句疑问，待我阐述完毕后，便让我得以休憩数日。在此期间，他们则对我所提交的报告进行了深入的研读与分析，不断提出种种疑问与探讨点。

一周过后，我转入了小组的面对面问答环节。提问与回答，事无巨细，往往需要一遍又一遍地追问与回应。面对众人的问题，我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有问必答，无问则明言无此事实，绝不懈怠，绝不胡言乱语。

经过大约一周的持续努力，他们未能在我身上找到任何突破口，因而判定我是个顽固不化的分子。随后，小组将压力集中在我一人身上，对我实施了严酷的逼供，尽管如此，进展依然渺茫。不久，逼供的范围扩大到了整个支部，变成了车轮战，白天黑夜不间断，每天都要持续到凌晨两三点，有时甚至需要通宵达旦。

所讨论的问题均已预先分配了责任，若我的回答未能满足他们的期望，便会有人以敲击我的头部或将我当作皮球般推搡，有时甚至伸手扯我的头发或用脚踢我。

颇具“匠心独运”之策，竟是将板凳翻转，迫使我只得坐在一根凳腿之上。

他们坚信我之所以逃离闽东苏区，是出于对死亡的恐惧，将我在鄂西北国民党第五战区从事地下工作视为特务行为，甚至坚称我手中由三十三集团军兵站站长所赠的名片，不过是特务身份的介绍信。即便我在襄樊平林店被国民党便衣人员扣押后随即获释，他们也对此表示怀疑，坚信其中必有重大疑点。

有人甚至意图陷害于我，搜集材料，进而对陶铸同志进行打压（陶铸同志当时担任王稼祥同志的政治秘书，后调任中央军委秘书长，并兼任总政治部宣传部长，负责总政治部的日常工作）。

尽管车轮战的连番挑战让我身心俱疲，头脑混沌，然而即便思维模糊，我心中始终坚守一条原则：绝不撒谎。无论他人采取何种手段，无论是软硬兼施还是文攻武诱，我都一贯坚持：记得的便是记得，不记得的便是不记得，从未吐露过一句不负责任之词。

面对我的立场，部分同志显得极度不满，他们对我大声斥责，指责我如同饮鸩止渴，将历史贬低至比狗屎更污秽，指责我毫无羞耻之心，脸皮厚如城墙。他们批评他人因审查而泪流满面，而我却无泪可流。他们抱怨我们愤怒不已，而我却依然面带笑容，显然是铁了心要与众人对抗！

实则，我间或一笑，实乃情不自禁。某些战友长年置身军营，对社会常识的掌握颇为匮乏。例如，他们坚持认为火车只能驰骋于平原之上，而无法蜿蜒于山岭之间；又如，他们拒绝接受名片的存在，执意要求我认可名片即是特务的凭证。面对这些无理之辩，无论解释还是辩白都显得徒劳，唯有报以一笑，权作回应。

我那时身体状况不佳，时常会有突然晕厥的症状。我最为忌惮的是，一旦晕倒，被人误认为是装死。那时，若被人拖来拖去，恐怕真的会危及生命。因此，在被逼迫审问时，我总是尽力保持冷静，休息时分，则努力回忆一些快乐的事情，并抓紧时间入睡，以养精蓄锐，为接下来的斗争做好准备。正是如此，我最终坚持了下来，在会场上未曾晕倒过一次。

尽管全支部对我展开了车轮战，却并未如预期般收获所望。无奈之下，只得另请他支部的精英助阵，但最终仍旧颗粒无收。

经过两个星期的车轮战，他们最终认定我是根深蒂固的顽固分子，于是只得将我暂时搁置一旁。

自此，我倒是轻松了许多，不再经历车轮般的盘问，甚至无人再来打扰我。我就在一旁静静地观看他人或被批或批他人。

与叶群同住一室